访谈 | 贺云翱：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重视文化发展

2020.11.26本站编辑

摘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离不开长江文化带的建设，但单纯的经济建设中存在市场竞争，文化恰恰可以推动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样化发展，推动文化和人才要素的流动。“长江经济带”的文化传统源远 流长，文化基础、文化人才、文化资源包括文化旅游等不同体系是彼此关联的，经济可以有经济 圈，但文化是流动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长江文化的建设，让长江流域的文 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长江文化带；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6）05－0007－9

 

〔作者简介〕

受访者：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江苏　南京　210093；　　　　　　　

采访者：刘德奉，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重庆　400010。

 

2014年2月，“打造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 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2014年6月19日，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刘德奉院长就多元文化状态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过程中文化发展问题，对贺云翱先生做了访谈。本篇访谈刊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

 

 一、目前长江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刘德奉：贺教授，你是长江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十分关注并进行长江文化研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活动。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你谈谈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对长江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贺云翱：好的，谢谢！学术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长江文化”进行研究，适逢当时国家提出“T形”空间战略发展概念，其中“T”的“一横”是沿海，“一竖”就是长江，当时中央也曾提出过建设长江经济带之事，可是后来“一横”即沿海经济带建设得很好，“一竖”即长江经济带未达到应有的目标。我于1985年参加创办了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东南文化》，专门开展中国南方的文化研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湖北省社科院的张正明副院长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谈长江文化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此后我们建立了联系。到了1991年春天，张正明先生路经南京，我们两人对“长江文化”这个话题谈了很多设想，并约定在《东南文化》上开辟一个专栏探讨长江文化，由张正明先生做专栏主持人，当年9月，《东南文化》的“长江文化研究”专栏开办，连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持续到1995年我离开《东南文化》前后，这个专栏后来停办了。

 

 

刘德奉：那应该是“长江文化”研究的一个高峰期。重视文化研究和文化反思，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时代特征。

 

贺云翱：是的，文化反思其实也是思想解放，那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产物。“长江文化”研究与实践确实需要战略思维。在做专栏谈“长江文化”的同时，1991年12月14日，我们在武汉发起了“长江文化研究规划与协商会议”，长江沿线一批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文汇报》资深记者郑重先生还做了全程报道。1996年后，我们创办了《长江文化论丛》内刊，专谈长江文化。在出版两三期后就交给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此后每年坚持出版一期。至此，长江文化研究有了一个较高的学术阵地，长江沿线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借此平台发表文章。长江流域的一些综合性刊物也设立过与长江文化有关的栏目。2009年，我们再次与长江结缘，我本人应邀主持国务院三峡办委托课题“三峡库区后续工作规划·文化规划研究”和“旅游业规划”，为三峡库区未来的文化及旅游发展开展了大量的调研、规划工作。我们的课题成果得到国务院三峡办以及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建设部、重庆市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规划研究成果对三峡库区未来十年的文化发展和旅游业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工作成果的一部分于2013年春天以《文化三峡——三峡库区地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书正式出版。此外，这些年我们还做过一些有关长江文化研究的组织工作，包括参与过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丛书》的编写等。不过，现在我们主办的《长江文化论丛》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真正对长江全流域的文化进行战略性研究，只能说是对局部的长江文化专题做了一些讨论，发表更多的是考古、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对长江全流域的、战略性的文化研究是需要有条件的，没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战略的思考是写不出高质量的长江文化研究文章的。很遗憾，近年来，学术在发展，建设在发展，但是对“长江文化”却没有人做细致、深入、全面的研究。

 

二、长江经济带建设与长江文化发展 

 

刘德奉：看来，对于长江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关注，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我们今天利用好这些资源，发挥好研究成果将起到积极作用。那么，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这对长江文化建设问题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贺云翱：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战略方向。不管是习总书记在武汉的讲话还是李总理在长江沿途的考察都谈到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问题。据报道，长江经济带的规划估计在近期完成，提交国务院，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央的三个抓手。“长江经济带”在三大经济带建设中处在中国的脊梁上，贯通中西，呼应南北。以重庆为例，向北通过陕西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向南通过云南连接南方丝绸之路，加上中游的京广一线、下游的沿海一线，共同构成中国三横三纵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长江经济带必然成为中流砥柱，目前它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四成，可谓举足轻重。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提出建设中心要从西部“三线建设”基础上开始，也有人提出从东部沿海开始，时任北大教师，现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长的陆大道先生提出了“T”形空间战略布局，“一横”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了，但“一竖”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如果长江沿线的“一竖”发展起来了，那么其龙头是长三角，长江中、上游及其“两翼”同步发展，中国就腾飞了，这是最初的构想。党的十八大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延续和提升过去的空间布局战略思想，如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础更好，下游的“长三角”已有非常好的经济基础，中游武汉、长沙、南昌形成金三角经济区，上游重庆直辖市设立，三峡工程完成，成渝经济区成形等。就是说，现在做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更加雄厚，再加上这几年宜宾以上到攀枝花的水库建设，有力地改善了长江上游的航运条件，为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可以进一步向上游延伸至云南和川西地区，还可以联通青海。“长江经济带”可以把大西北、大西南带动起来。从国家战略来说，长江沿线的三个大的城市群、经济圈已经成型，把它们串起来，长江经济带就显现出来了，它的建成能够形成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城市带。

 

 

长江经济带建设肯定离不开长江文化带的建设，经济带的建设当然会推动富强，推动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建设中存在市场竞争，文化恰恰可以推动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样化发展，推动文化和人才要素的流动。“长江经济带”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文化基础、文化人才、文化资源包括文化旅游等不同体系是彼此关联的，经济可以有经济圈，但文化是流动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长江文化的建设，让长江流域的文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在国家长江经济带规划里应该有文化发展的规划，如果没有文化建设这部分，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规划将不会走得更远，并且还会给区域经济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更深的隐患。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只有加强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才会做得更好，因为硬经济会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反之，如果推动文化的建设，那么“文化”这一软资源、智力资源、历史资源、非物质资源、创新资源就可以得到更好地发展和利用。而且文化消费、创新经济、人的品质上去了，自然会减少对物质的消耗，经济社会得到平衡，人的关系达到和谐。所以，长江经济带离不开长江文化带的建设，换句话说，一个更加和谐的把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型做得更加有品质的“长江经济带”也应该有“长江文化带”建设的参与。

 

长江文化带上曾经有过三大文化圈，即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圈、长江中游的楚湘文化圈、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圈，还包括周边的滇文化圈等，这些在历史上都是有影响有地位的文化圈。三大文化圈不仅创造过古典文明，当下谈复兴中华文化，更加离不开对这三大文化圈的深刻认知。同时，这三大文化圈在历史上也是互动的，“吴越文化”不仅进入了江西、两湖，甚至在“三星堆文化”里也发现有长江下游文化的踪迹，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有过很好的互动，譬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很多的诗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等在长江上下游创造了无数的文化成就。再如屈原虽然是楚人，但对长江上下游文化都非常有影响。所以说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加强长江文化带建设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能更好地推动沿江地区发展要素的互动，能消除“壁垒”，包括人们的感情壁垒、市场壁垒、文化要素流动壁垒。文化要素的流动比物质的流动更有价值，实际上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文化带建设是相互支撑的、互动的，是共同提升的关系。推动长江文化带建设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亚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如果中央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在项目安排、资金安排上给文化建设留一块，那意义就很大了。目前我很担心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里没有长江文化带建设这部分，例如，现在谈长江经济带建设时几乎没有一个专家提到长江文化带建设问题，这是一种遗憾。

 

 

刘德奉：无论国外友人还是国内游客，提到长江、黄河，首先想到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贺云翱：没错，长江最鲜明的就是几万年、几千年流淌的文化。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如果没有长江文化建设这部分，很可能给长江带来新一轮对环境的大破坏。

 

刘德奉：可能对长江沿岸的破坏是极大的、无法弥补的危害。希望学术界能够关注这一重大问题，并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

 

贺云翱：希望我们的对话尽早整理出来，给有关方面提供参考。

 

刘德奉：世界上所有的大江大河经济的发展都是依托文化来发展的，这是因为有人才有文化，才有文化传承，有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才有高品质的经济发展。

 

贺云翱：我们国家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都是依托于“文化”来做的。习总书记在访问欧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等涉外活动中谈的都有文化问题，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构成了文化长廊、友谊长廊、经济交流长廊，所以要在历史上的“文化廊道”基础上推动当代“经济带”建设，在做“经济带”的同时也应强调做“文化建设”，这不仅可以造福于各国人民，也能复兴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多样性”。今后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不论是国家层面的表达，还是各地专家的探讨以及项目实践，至少不应该抛开“长江文化带”建设问题。原因就是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文化建设，才可以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更有特质，更有高度，更具有可持续性，更加和谐。

 

三、长江经济带对长江文化的促进 

 

贺云翱：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带或经济圈中，文化起着“基底”的作用。沿海几个经济圈，如珠三角经济圈、台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都是以文化作为依托而形成的。如珠三角经济圈主要以传承几千年的粤语及粤文化为主创造的一个经济圈，离开了文化基底就难以形成紧密的经济圈。“长三角”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和谐度最高，发展力最具可持续性，品质也最高，不光是经济总量，还有大学、人才、创新驱动的能力、专利产品、科研成果、重要的品牌、城市群建设等等。通过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经济圈在“良渚文化”时期，也就是在5 000年前已经“文化一体化”了，随后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文化”推动了它的一体化进程，“六朝文化”300多年，以南京为中心推动了它的高度发展，明清时期、民国时期都一步步推动了这个区域的文化一体化，再到当代“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提出，“长三角”具备了文化上的高度认同感以及内在血肉般的文化联系。在圈子里，一个城市发展必定很自然地带动另外一个城市的发展。然而在长江中游地区、成渝经济区，这种文化认同感、文化带动力和凝聚力还不足。如上游的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及在深度、广度、高度上的认同感、凝聚力方面，还有内在文化发展动力上是否构成强大的动力体系，这是成渝经济区能否整体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刘德奉：这个观点很重要，一个地区的传统文化能否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的认同感至关重要。有了文化认同做基础，再加上政策的推动作用，势必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效果更好，驱动力更强。

 

贺云翱：对！不同城市、地区间的联动发展需要反复的磨合、反复的协调，在不断调整、互动、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刘德奉：你说的“成渝经济区”，我们有深切感受。国家提出规划四五年了，成渝两地也尽其所能，但它们的传统文化——巴文化、蜀文化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核心文化，有相融之处，也有不相容的地方，从两地的核心文化看有不同区别，一定程度地讲没有成为推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影响着成渝经济区的整体和快速发展。

 

贺云翱：只有大家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感，人的紧密的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内生的发展体系，仅仅是政府的行政推动，没有内在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始终不相容的。要揭开长三角经济发展之谜，应该归功于五千年以来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开始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人们的高度文化认同感。总之，在现有的“经济圈”中，文化起着相当大的支撑作用。长江文化带的建设同样有利于打破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文化圈的界隔。

 

 

四、长江文化的符号、资源整合和良性互动 

 

贺云翱：“长江经济带”中一个鲜明的符号就是“长江文化”，是一种具有相对一体化的、多样共生的、具有内在结构的“长江文化体系”。古人说“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这句话把长江沿线人们的心拉近了，把人们的感情拉近了，这是几千年来文化积淀和长期感情积累的结果。“长江文化”是“长江经济带”中最大的认同符号，抛开经济上的对抗性竞争和唯GDP的观念，沿江就是兄弟姐妹一家人，这才是长江经济发展的最深层的“利益”所在。

 

刘德奉：如果说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存在“竞争”的话，那么沿线的“文化”还会成为推动融合的力量。

 

贺云翱：对。长江沿线不同的区域文化，如上游的金沙江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等可以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上的不必要的壁垒。“长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板块”，在它的多样性的格局下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体现在我们的情感上，都是饮着长江水，沐浴着长江的恩泽，都是同一个“母亲”抚育长大的“长江之子”。

 

刘德奉：最后，各个区域的文化符号，共同上升到“长江文化”符号这一高度。

 

贺云翱：是的。“长江文化”的力量、形象甚至要比“长江经济”更加打动人心，因为它已存在、发展、积淀、流淌了至少几万年，根系深厚，血脉绵长，还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同时，为建设美丽的长江经济带，就必须把长江文化融入到这个经济带中，那样的长江经济带才是高度现代化、高度国际化的体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最深层的力量就是来自于“长江文化”。我们希望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应增加对长江沿线文化项目建设的高度关注、设计规划、投资和建设。

 

刘德奉：贺教授，你能谈谈“长江文化”在经济带建设中有什么具体作用吗？

 

贺云翱：“长江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它的形态丰富、内涵复杂，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它首先是由一连串若干万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长江沿线孕育、成长、演变、发展形成的历史文化形态，沿江古典和现代的诗文、沿江的文化特色城市及沿江大量存在的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人遗产、产业遗产，大量的古老的历史地名、文化艺术形态，如书派、画派、宗教流派等，都是历史性的创造，这些创造至今还保存在长江沿线。在“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中，如果重视“长江文化带”的建设，这些宝贵的资源就会像习总书记讲的那样，“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从长江文化应用价值方面说，第一，它能够成为长江经济带雄厚的建设基础；第二，它能够成为带动长江流域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文化创新、文化品牌、文化民生，等等。如苏州园林，南京的夫子庙、中山陵，武汉的黄鹤楼，宜昌的屈原文化遗迹，重庆的白帝城、大足石刻以及三峡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不过还没有提出共同的“长江文化建设体系”。从旅游市场角度说，市场具有竞争性，文化出现分割现象，假设通过长江文化带的建设，推动长江流域文化的联动，它就能够成为在国际上文化保存最为丰富、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具有强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价值的动力体系。

 

长江流域从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化成就，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流域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异常丰富的创新宝库。我们必须思考，那些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如何演变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创新的资源。目前看来，如果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中增加长江文化带建设规划的内容，意义将是重大而深远的。长江文化的内涵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它们的发展价值将难以估量。我们看到，长江沿线的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各种文化景观等，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存在于各个城市，支撑这些文化遗产生存的基础是整个长江，这些文化形态从不同方面展现了长江文化的特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长江文化”中不同形态的文化本身还具备渗透性、涵摄性、延展性，如李白写长江的诗，吟诵的对象可能是某地的景物，但它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意象却是整个长江的。如果每一种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性和价值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单体的力量就会随之放大，整个的文化资源体系也会显现出惊人的发展力。目前，我们还缺少对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体系的建设性梳理和规划。我深有体会的是，几年前，国务院三峡办委托我们做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我们对三峡库区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梳理，并形成体系规划，目前十几亿的保护资金正在逐步落实到位，使三峡库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形成了非常好的建设体系。虽然这个规划项目只涉及重庆、湖北两省市，但也会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三峡库区的文化建设体系对“长江经济带”来说也将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力的资源体系。

 

 

刘德奉：这样说来，三峡后续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对“长江经济带”的文化建设会起到典型的引领作用。

 

贺云翱：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能止步于设计一些具体项目，而且要让规划服务于建设三峡库区的文化体系，致力于建设文化与民生、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生态互动的体系。我们在过去长期的工作中也曾经思考过长江文化建设的问题。必须看到，现在谈的所有“经济圈”建设几乎都是只谈经济而忽视文化。国家如果在做经济区规划时，在经济项目资金考虑的同时，相配套的也有文化建设项目，就会让经济与文化相得益彰。三峡后续规划的1 280亿资金中，文化项目及旅游才给几十个亿，但是它的带动力不亚于几百亿的其他资金，这是因为文化遗产资源包含着千百年来先人的劳动投入和智慧积聚，有着深沉的发展力量，把那么多的文化资源用活，把文化项目做出来，“体系”上去了，发展力、文化品牌也就跟着上去了。比如，我们提出只要安排不多的资金，就可以把大宁河——秦巴山地一线建成文化生态廊道和文化生态旅游区，其目的就是既保护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乃至整个生态，又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文化经济、文化旅游、文化消费，推动区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当地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特色资源的价值显现出来，其他社会体系也随之完善建立起来。目前，我们在国务院三峡办、重庆市文物局、重庆三峡旅游公司以及巫山和巫溪两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对大宁河文化生态区开展了实质性的调研和规划工作，已经完成巫山城、大昌古镇、龙溪古镇、小三峡、小小三峡、巫溪城、宁厂古镇、秦巴山地自然景观等项目的深入调查，我们的目的是把大宁河沿线的所有文化与自然资源整合到一个体系中，加上有国家高速公路建设的配合，长江支流大宁河流域的文化资源优势会被放大，这个体系的北面是连片贫困区秦巴山地，南边是长江三峡，中间正好是大宁河生态廊道，这种 “文化廊道”、“生态文明廊道”建设格局的最终形成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符合国家和重庆区域发展战略，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这只是我们工作中的实践案例之一。今天我们谈“长江文化带”也是从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角度考虑，以前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除了经济结构不和谐问题之外，其实与经济区规划中没有文化建设规划也有关，就是说忽视文化建设规划会损害经济建设项目规划的效果，导致深层次的不平衡、不和谐。假设所有的经济区规划中同时又有文化建设的规划，我认为那将是更加和谐、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我们期待着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里有长江文化带建设包括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建设的内容，那不仅是我们文化人的幸运，也是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国家的文化幸运。

 

五、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促进和发展 

 

刘德奉：“长江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认为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有哪些意义？

 

贺云翱：这个问题太大，也很有意义，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及其创造的文化都必须以自然为基础。目前，在我国内陆地区唯一能保持并形成良好航运状态，贯通东西部的水上交通线只有长江，又通过其密如蛛网的支流，如大运河连通江、浙、鲁，芜申运河连通皖、苏、沪，赣江、湘江分别沟通江西、湖南内陆，大宁河到达巫溪及秦巴山地，嘉陵江到达四川内地，乌江联通贵州，作为长江一部分的金沙江达到云南等，长江水运成为最便捷、最省钱、最低碳、最生态的运输方式，而目前利用率还很低。“工业文明”否定了传统的水运形态，“生态文明”会让水运重新崛起。长江流域良好的航运条件天然地和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长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通过“水”让中国与世界各地连接，这充分说明长江拥有特殊的优势和“长江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第二，长江地处中国中部地区，有着沟通东西、携手南北地区的纽带性作用，具有特殊的空间优势。上游地区通过重庆、成都、陕西向北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向南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等北通首都，南达珠三角；下游地区南京、上海等也是北通内陆南接海洋。长江经济带把中国“一路一带”有机地连为一体。目前，重庆已经通过铁路交通连接陆上丝绸之路（渝新欧），为将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空间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奠定了基础。“长江经济带”将会使我国原有的“T”形战略发展为“三纵三横”的网络状格局，而长江在这一网络状格局中占有着中心的位置。

 

 

第三，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分析，中国有四大文化板块。即从北向南有草原高原文化板块、黄河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海洋文化板块，通过四大文化板块形成多样而一体的、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中华文明的庞大体系，它们内在的互动发展力量是无法想象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连绵几千年，至今屹立于世，没有断裂。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几大不同的文化板块此起彼伏地展现出它们的内生能量，而且每一次的中华文明复兴都是多样性文化板块互动和结构重新调整的结果。“长江文化”与其他板块文化存在着天然的彼此支撑的关系。它们各自创造文化经验，互相提供文化能量，共同构建中华文明的复兴高潮。近代以来，长江文化一直承载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长江文化发展高潮的到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高潮到来的必备条件。长江本身跟大海的联系，通过“三横三纵”发展结构关系的建构，通过中国多文化板块互动的历史经验，都能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及长江文化建设也是中华文明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条件。 

 

六、长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发展定位 

 

刘德奉：长江文化建设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应有之义。但是，当今的文化都是全球一体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文化”有什么样的定位呢？

 

贺云翱：大体上可以说具有“时代性”和“特色性”两个方面的定位。

 

先说“时代性”。目前，在还没有看到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的时候，对此问题只能是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文化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被纳入深化改革的大战略中，文化建设的力度在加大，尤其是强调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甚至提出“要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文化遗产”，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明经验放到了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中来，这是一个纵贯五千年文明的战略思考，是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布局。

 

 “时代性”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战略，把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发展相结合，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把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相结合。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中不能忽视文化资源的支撑作用，经济建设不能忽视长江流域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就体现出了长江经济带中文化建设的“时代性”。

 

所谓“特色性”也包含着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特色性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假设全球文化一味趋同，那么人类文明就没有深层的发展力。正是因为文化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乃至于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现出特殊性，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基因和各自的创造性，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补才保证了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全世界的生物都归于一体，意味着世界即将灭亡；全世界的文化如果都一样了，彼此也就没有可借鉴性和比较优势，没有了彼此互动提升的可能，人类也就没有了可持续发展力。所以，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特色性恰恰才是文化创新、人类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长江文化的特色性，还表现为它与黄河文化、高原草原文化、海洋文化都能够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保留其自我的创造性。再一点，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文化虽然都是依托长江而成长，但它们又呈现出不同的亚文化特征，即分别保留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在一体化中讲多样性，在多样性中讲一体化，这样才能形成彼此的活力，彼此联动，互相支撑。在长江文化建设中要保护文化的特色性，保护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在此前提下谈文化的互动、联动、整合、一体化，这是在长江文化建设中带有战略性、*作性的问题。搞建设不能变成“千城一面，百城同貌”，不能以破坏地面地下文化遗产的代价去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确保现代化事业的平衡、和谐发展。如果长江流域所拥有的文化特色性都得到保护，那么长江流域的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就是世界级的，就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文化的多样性最契合人性需求，这是特色性的深层意义所在。

 

刘德奉：从实践经验看，即使目前长江文化建设还没有完整规划，但是在经济建设中也肯定会自然产生并推动文化的发展，只是说它的速度和质量没有规划得那么好。

 

贺云翱：我们过去搞建设唯GDP是从，以为经济上去了，文化以及人的素质就会自然得到提升，但结果并不是这样，物质上去了，精神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希望这次国家顶层设计的长江经济带规划包含有长江文化带建设的战略目标、项目设计，这样，经济和文化就能同步发展，长江文化带建设就落到了实处。

 

七、在长江经济带层面上，重庆文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刘德奉：重庆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城市，重庆文化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文化，重庆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重庆的文化优势也十分明显，那么，重庆文化如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在长江文化带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请贺教授给我们提点意见和建议。

 

贺云翱：我们在参与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时就思考过重庆文化问题。

 

首先，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长江流域最大的战略就是“浦东开发”和“重庆直辖”以 及“三峡工程”，而重庆直辖恰恰是实施三峡工程的直接产物。整个长江一线，现在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中心城市。其实早在20世纪上叶，上海、南京、武汉就是长江流域中心城市了，上海从鸦片战争以后，迅速向工业化、国际性城市方向发展；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枢纽城市，号称“九省通衢”；然而，重庆在远古曾作为巴国都城，但之后除抗战时期一度成为陪都外，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是隶属四川的一个中等城市。那么，要带动长江流域的整体发展，带动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没有重庆是不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江城市群发展中，最重大的、也是最具有实际效应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是三峡工程以及重庆直辖，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变化，重庆正是有了这样的发展机遇，现在才成为大西南的中心城市，才有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到重庆召开长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的可能性。也是从重庆直辖开始，长江流域自中游的武汉以上才出现一个新的中心城市、战略性城市、龙头性城市，因为有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布局结构的调整，才有今天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共同发展。长江上游地区上千公里的水域，没有一个核心城市、龙头城市带动，是不可能整体发展起来的，所以“重庆直辖”是中央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直到目前，重庆还是我国唯一的地处中西部地区的中央直辖市。

 

其次，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必须有重大的空间战略调整和重大的空间布局结构建设，从长江流域看，在上游地区只有重庆和成都能承担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责任，使得整个上游板块能够与中部呼应，与东部联动，尤其是重庆承载着重大的战略使命和历史使命。这不是忽视成都的地位，成都当然也很重要，但重庆城市直接跨长江而立，又是三峡库区的首府，比之成都，它与长江的关系更为密切。

 

再则，重庆既是后起之秀，又具有后发优势。优势就在于西部地区的战略资源、生态资源，包括长江资源。它向北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向南可达海上丝绸之路，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需要依靠重庆等中心城市来改善和带动，重庆的战略地位是任何城市所不可替代的。同时，因为“后发”也存在着不足，如重庆的文化发展力和带动力不足，比如，这里缺少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一流的科研院所、一流的人才体系、一流的文化产品生产能力和传播体系。这些恰恰是中心城市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只是经济中心，不能算核心城市，只有具备文化创新、文化带动、文化引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中心城市。如何发挥重庆这个长江上游国家级战略中心城市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加强重庆的文化建设、文化创新力建设、文化项目体系建设，以建设三峡工程的力度支持对重庆的文化战略投入，吸引一流的文化人才进重庆，把一流的文化建设项目放在重庆，把现有的重庆文化建设项目建成长江上游的国际国内一流水平，如果重庆的文化建设水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天津一样，那么西部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国家整个总体的平衡发展力应该比今天要好得多，重庆的战略使命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当然，重庆文化也有其特殊性和优势。首先，它是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与长江流域其他城市相比具有更大的文化发展空间，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发展资源，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发展特色；其次，它依托三峡库区，三峡库区作为国家层面的建设发展项目，也成为重庆文化发展的优势之一；第三，作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它对整个大西南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都具有引领发展、整合发展的作用，文化资源的丰富度、辐射面都很宽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相信重庆会借助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更好地融入到国家新的战略发展中去，同时发挥其南北沟通的联动作用，实现沿江与左右两翼互动，紧紧抓住发展机遇。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重庆应该制订出自己的文化发展建设规划，那应是一个贴近国家战略规划的高端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支持。因为重庆文化的发展直接涉及对周边地区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它有理由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入更高的决策层面和体系，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个机遇不仅是重庆的，也是西部地区的，还是整个长江流域的。

 

责任编辑　王怀成